師大故事
  

守望學術,傳承文脈——侯建新


發布時間:2019-03-22

國務院學科評議組,是國務院學位委員會領導下的專家組織。每個學科評議組的成員,都是學科內最頂尖的幾位專家學者,他們引領了本學科的前進方向。而在當下第七屆世界史學科評議組的9位教授中,便有來自天津師範大學的侯建新教授——他亦是本屆評議組的召集人,曾擔任第五屆、第六屆學科評議組成員。侯建新,天津師範大學資深教授,歐洲文明研究院院長,中國世界中世紀史學會會長,南京大學特聘教授,曾是劍橋大學高級客座研究員和丹麥哥本哈根大學客座教授。在我國史學界,他無疑當下是最爲重要的學者之一。而在這些成就的背後,是他三十余年來守望學術,傳承文脈的信念。

一、立足現實,守望學術

在今天,學曆史並不熱門,但對當年的侯建新而言,學曆史卻有非常重要的意義。那一代人經曆了建國之初的種種艱難困苦,對國家和社會的未來發展,有著難以磨滅的熱情和關切。太多問題萦繞在他們心中:曾經輝煌的文明古國,爲何後來落後于西方?當工業革命使西方國家飛速發展,爲什麽我國卻在經曆種種苦難?而在他看來,從曆史中可以找到這些問題的答案。1978年,侯建新考入天津師範大學曆史學系,開始走上了治史的道路。

《資治通鑒》之名,取意于“鑒于往事,有資于治道”。而對今天的曆史學者來說,不僅能從中國的曆史當中取鑒,也能從外國的曆史中得到啓發。侯教授研究的重點是西歐曆史上——特別是中世紀晚期和近代早期的英國曆史。西方是怎樣發達起來的?遇到過哪些問題,又是如何解決的?要搞清楚這些問題,英國作爲西方最老牌的資本主義國家,無疑是最好的研究標本。但是,盡管研究的對象是西方,可問題是基于對我國社會現實的關懷而提出的,最後再落回到這些問題上來。早在1991年,侯教授撰寫《現代化第一基石》時,就在主要介紹英國史的同時,用了1/3篇幅兼論中國明清時期的狀況並進行比較。此後,他又先後出版了兩部比較研究的專著和一系列高水准的學術論文。從那以來,關注中西曆史的轉型問題,並最終著眼于我國的社會現實,成爲侯教授始終不渝的學術追求。正如上世紀90年代《光明日報》一篇評介他的文章所說,他的一切學術努力,“最終是爲了中國”。

在互聯網高度發達的今天,我們對于外國的曆史文化,依然知之有限,更不要說改革開放之初。在治學過程中,侯教授就發現,對于外面的世界,我們不僅有許多不知道的東西,還存在許多誤解:一句刻板的“黑暗的中世紀”,將歐洲史上一個重要而漫長的時期一筆帶過,也抹煞了其中所包含的許多偉大的變化;我國的封建社會和西歐的封建社會明明存在著許多差異,卻因爲被貼上同樣的標簽而被長期混爲一談;凡此種種。爲了搞清楚這些問題,侯教授筆耕不辍,精品叠出,先後發表了多部專著和百余篇論文,被稱爲“史學界翹楚”。其中,《社會轉型時期的西歐與中國》和《當代西方史學流派》,更是在2007年被教育部推薦位全國研究生教材。早在1995年即獲全國高校首屆人文社科優秀成果二等獎,3次獲得天津市社科優秀成果一等獎(第五屆、第九屆、第十一屆)。2012年,天津師大首次獲得國家重大招標項目,該項目“歐洲文明進程研究”正是以侯教授爲首席專家,並彙聚北大、中國社科院等12所高校與研究機構當中的相關優秀學者來共同進行的,現已順利結項。

時至今日,侯教授依然保持著對學術發展與社會現實的高度關注,仍然在不斷發現問題,思考問題,撰寫文章。不寫空話是他的座右銘,拒絕平庸是他的學術原則。在他看來,盡管工作大多都是辛苦的,但人活著,總要有一種精神和信念,而正是有著守望學術的使命感和責任感,推動了他不斷前行。

二、愛惜人才,授業解惑

侯教授在學術界拼搏馳騁,銳意進取,但與此同時,他也始終保持著一名教師的本色,深受師生們敬重與愛戴。在三尺講台上俯首耕耘三十余年,他的人生始終與教書育人相生相伴,“不忘初心,方得始終”是他幾十年教師生涯樸實而光輝的寫照。

在科研及管理工作十分繁重的情況下,侯教授仍然堅持教學,指導博士生、碩士生。在課堂上,他講課感染力強,視野宏大,中西融會。比如說到英國曆史上的農民問題,他也會提及過去中國的情況進行對比,打開學生的視野,啓發他們進行思考。他堅持“以人爲本”的教學理念,將學生看作教學過程的主體,把開發智力、啓迪思維、培養創造力作爲最重要的教學目標。多年來,他用辯證唯物主義指導教學,力求把“專”與“博”結合起來,他精研講課藝術,注重課程講解的針對性、啓發性和互動性,深受學生喜愛。在課堂下,侯教授在指導學生的過程中,非常注重激發學生愛國心、社會責任感。他注重培養學生的問題意識,鼓勵他們從社會現實出發思考選題的意義,並且多次強調:我們研究的東西首先是要給咱們國民看的,政府官員看的,要讓中國人能看明白。這些年以來,他培養了一批品學兼優的博士和碩士,一些已經成爲985高校骨幹教師,受到用人單位高度評價。其中,他指導的兩篇博士學位論文分別獲得全國優秀博士學位論文提名獎,多篇獲其他獎項。侯教授本人也先後獲得“天津德業雙馨十佳教師”、全國優秀教師、全國勞動模範等榮譽稱號。

比一般人考慮的更遠,侯教授很早就關注本科教學,並將其和後備人才培養結合起來,與社會需求結合起來。經過多年策劃,爲強化外國語言訓練,2005年實現了師大世界史本科單獨招生,2015年聯盟外國語學院舉辦“世界史-外語”雙學位班,第一屆畢業生即將走向工作工位,或進一步深造,成爲世界史學科後備軍。正如侯教授十幾年前倡導並親自命名的《小荷》一樣,這是曆史學院研究生自編學術刊物,經十余載努力已小有名氣。他認爲學術人才和學術團隊培養是長期的,是“潤物細無聲”的,而“小荷才露尖尖角”正是他對後學的殷殷期許。

不僅如此,侯教授還特別關注學術普及和基礎教育工作。在過去的世界史教材中,對于一些重要問題論述不足,認知上也存在問題,比如之前說過的歐洲中世紀的問題。爲了改變這種局面,作爲全國義務教育曆史課程標准修訂組第一召集人,侯教授經過數年艱苦工作使課程體系更加系統。與全組專家一道出色完成既定任務,高票通過教育部專家組驗收。並且,受教育部委托,他還主持完成了全國義務教育《世界史》教材的編寫。作爲唯一中學通用教材今年秋季已在全國發行使用。

三、筚路藍縷,傳承文脈

学问做得好,学生教得好,侯教授作为全国有影响力的知名学者,已经很好地尽到了自己的职责。但他并没有止步于此,而是不计名利,又把大量额外的时间精力投入到了學科建設当中。与当下的个人成就相比,他更着眼于未来,着眼于学术团队的建设,以期能为学科发展做贡献,传承文脉。

在我國,曆史學並不是大紅大紫的熱門學科,世界史學更是如此。盡管當今世界史學科有很大的發展潛力,既有需求又有空間。但直到幾年之前,都還不是這樣的一番光景。改革開放之初,只有3個與世界史有關的二級學科,而到了1997年,這3個二級學科還被合並成了1個,使世界史學科人財物的份額大大壓縮了,對于我國的世界史研究前景不啻爲一場重大的打擊。

面对这种环境,又顶着繁重的学术研究、教學科研和行政工作,侯教授仍抱有一颗赤子之心,不遗余力地为史学界的发展与繁荣贡献着力量与智慧。一方面,侯教授从自己的研究领域出发,凭着对国际史学发展方向的高度敏感,在我国率先倡导介绍欧美新兴学科“经济-社会史”,并成功实现了本土化。他深知历史研究可以为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思想资源,并坚信学术研究要有创新意识,要为现实服务。因而在1999年,率先成立全国第一个经济-社会史研究中心,创办了专业期刊《经济-社会史评论》(季刊)。2010年,研究机构欧洲文明研究院在该中心的基础上组建起来,并于同年获批天津市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。另一方面,侯教授一直倾注于对史学界未来力量的培育与扶持工作,尤其注重从心理疏导、思想引领和职业发展规划上为中青年教师提供关怀与帮助。他倡导并组织实施的旨在促进中青年教师健康成长的专题“学人教育”活动,真正把组织的关怀与温暖送进青年教师心中,通过强有力的思想工作为事业发展保驾护航。他说:“学者要有学者的样子”。“不仅更新知识,也要净化心灵”。要拒绝诱惑,一心寻道,“要有荒漠打井精神,不见清冽甘泉不住手”。他以团队发展为己任,带动班子其他成员为学院发展尽心尽力,经过二十多年逐渐形成了一个年富力强、和谐奋进的学术团队,谋求群马效应。该团队有知名学者,也有学术新锐,其中有若干名来自著名高校的一线教授。良好的学术声誉和团队氛围是宝贵的精神财富。

在侯教授的指导下,天津师大的史学建设,在十几年间成绩斐然,目前拥有世界史和中国史两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,设有世界史和中国史两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。形成了从本科生、硕士研究生、博士研究生到博士后的完备的人才培养体系,成为我国世界史学科研究和人才培养的重镇之一。随着我国与外界的沟通交流日益紧密,世界史学科的重要性也在不断凸显,最终在2011年国务院学科目录调整中被升为一级学科,生存空间得到了大大的提升,其中包含侯教授在内的历史学人的共同努力。而在侯教授的多年经营下,天津师大的世界史学科也“走在了春天里”,很早即获批天津市重點學科和重中之重学科,现为“天津市一流学科”。在教育部最近一轮全国学科评估中,天津师大世界史学科获的第六名(并列)。正如侯教授常说的,“以学术相许就要甘于寂寞,干出成绩就要境界高远”。他始终认为学术乃天下之公器,也是回报社会和国家的平台。多年以来,他正是以此为鞭策,并亲身践行,为世界史学科的发展,史学界的繁荣,乃至整个人文社科领域的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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